今年2月，京东、美团等先后宣布将为旗下的全职或稳定兼职外卖骑手缴纳社保，一时间“骑手入社保”话题引起广泛关注。
一直以来，作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外卖骑手与平台之间的劳动关系复杂模糊，普遍面临社会保障缺失的问题。京东、美团的表态，似乎给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保问题的解决之道。
笔者在此之后的多家媒体采访中表达了“听其言、观其行”的观点，即平台企业所宣传的“为骑手缴纳社保”，是否要采用与外卖骑手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的方式，如果采用了究竟能覆盖多少劳动者群体，以及社保成本如何分担，是接下来要逐步观察的。
京东的模式是企业和外卖骑手建立劳动关系，将外卖员转化为全职员工，由京东平台全面负担外卖员社保费用。
这种模式属于传统的社保缴纳方式，即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要求，用人单位理应当为其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缴纳社会保险，企业和员工依照国家规定的比例一同承担社保费用，其中企业承担较大部分。
这种与行业整体用工模式不同的做法在京东快递体系中已运行多年。京东雇佣人数中，快递员人数达到36万，这使得京东成为了我国人员顶级规模的非公有制企业之一。2025年更是有1200名一线员工（包括快递员、分拣员、司机等）从京东顺利退休，领取到了养老金，且平均每月可领取5350元养老金，甚至高于城市企业退休人员平均水平。
2024年2月28日，京东正式落地外卖骑手缴纳社会保险的模式，首批38名骑手现场签约成为京东外卖的全职员工，正式享受京东全额缴纳“五险一金”。
根据该实施方案，自3月1日起，所有新入职的京东外卖全职骑手均需与京东物流子公司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同时，京东也为兼职骑手提供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根据京东公布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3月，京东外卖全职骑手规模稳定在约1万人。
4月3日，美团平台公布了外卖骑手社保落地的方案，其率先在福建泉州、江苏南通两个城区启动骑手养老保险试点，向区域内所有骑手开放，未来计划逐步推广至全国。
该试点方案是外卖骑手以灵活就业者身份参加职工社会保险，达到门槛标准的骑手自由选择是否参加，自由选择在就业地或在户籍地参保，平台均给予50%的费用补贴。美团解释其方案对骑手无前置资格限制、无参保地点限制、无时长单量限制、无跑单类型限制。
这一方案与美团2月公布的为骑手缴纳社保所产生的社会预期有较大差异。美团在2月19日宣布的社保计划中，提出2025年第二季度开始为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社保，这一表述被普遍解读为平台承担社保缴纳责任，按照现行法律只能是建立劳动关系后传统的社保缴纳方式。
然而，4月3日公布的试点方案转向了“灵活就业者自愿参保+平台补贴”模式，仅覆盖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与参保地缴费基数下限挂钩。这一调整弱化了企业的直接责任，转而以经济激励引导骑手自主参保，大幅度降低了企业的固定成本压力。
美团的方案利用了灵活就业者可自愿参加居民养老保险，也可自愿参保职工社会保险（只是自己承担由用人单位负担的那部分费用）的政策设定。该方案符合灵活就业的实际特点，尊重了劳动力市场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给予了骑手选择自由，避免了强制扣薪引发的骑手抵触。
以试点地区为例，根据美团方案的测算，泉州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的最低月缴费基数为4433元，按缴费比例20%计算金额为886.6元，骑手可获得443.3元的美团现金补贴。南通市最低月缴费基数为4879元，缴费金额为975.8元，骑手可获得487.9元的美团现金补贴。
而根据京东方案的测算，如果按照五险一金总费率约为30.5%（养老保险16%、医疗保险8%、失业保险0.5%、工伤保险0.2%、生育保险0.8%、住房公积金5%），则泉州市每月总缴费金额为1352.07元，全部由京东支付。京东方案的单人社保成本约为美团试点补贴金额的3.05倍。
此外，目前京东还承担了骑手个人缴费部分约687.12元（养老保险8%、医疗保险2%、失业保险0.5%、住房公积金5%），企业和个人承担总成本达到2039.2元，是美团试点补贴金额的4.6倍。如果仅考虑养老保险，美团的方案相当于承担了10%的缴费，也低于职工社保企业承担16%的比例。
如果不缴纳职工社保，外卖骑手退休后缺乏保障或保障水平较低。例如退休后依靠城镇和乡村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仅为职工养老金的1/3至1/5（如佛山市职工养老金最低1300元/月，居民养老金仅361元/月），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但如果强制缴纳职工社保，要么平台企业人力成本飙升40%导致其减少就业岗位，收缩业务，使部分劳动者失业风险增加；要么工资待遇下降，外卖骑手当前生活受一定的影响。例如泉州的骑手每月需自付443.3元，且平台出于转嫁成本需要可能会降低单价或减少派单，导致骑手收入水平下降或被迫离开。
采用职工社保的方式，庞大的骑手数量使得企业用工成本大幅度提升。公开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3年美团年活跃骑手超过82万人，如果全面缴纳职工社保，企业人力成本将增加近百亿元，相当于美团净利润的70%-80%。京东的全职骑手方案成本高出美团试点补贴的3.05-4.6倍，成本负担可能会限制平台业务的进一步扩张。
但如果采取当前的灵活就业自愿参保模式，一方面未能满足社会公众对企业承担相应的责任的预期，平台仍将面临保障不全面的舆论压力，另一方面骑手对长期保障效果预期不高或参保意愿不足，也不能起到激励劳动者参保以及稳定劳动者队伍的作用。
从社会层面看，要求平台企业选择职工社保模式可能会影响新就业形态发挥就业“蓄水池”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下降带来的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可能引发更大的就业压力。
而放宽对平台企业的社保要求，又可能形成对传统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引发社会公平性争议。平台经济将因较低的用工成本而获得相对其他遵守传统劳动关系企业的竞争优势。这种模式可能引发传统企业效仿，造成平台商业模式滥用，降低社会整体保障水平。
一方面，扩大缴费群体有助于增加社保基金收入，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压力；另一方面，如果制度设计不合理或执行过于激进，可能会引起灰色就业增加，反而减少社保覆盖面和收入，损害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长期健康发展。
除了这四种两难选择外，外卖骑手自身的偏好、制度设计中的技术性难题，也困扰着骑手社保落地的实践路径。
首先，骑手可能不愿意因为负担个人社保缴纳部分而降低收入。在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此前的调研中，外卖骑手对社保的需求排序比较靠后，他们第一步是以获得收入为主要目标。
与传统的正规就业群体相比，很多外卖骑手不全部符合正规的全日制就业特征，这决定了他们可能对某一项或几项权益有需求，例如，一些短期兼职骑手，更看中疾病险和意外险保障，而非养老保险。此外，部分骑手对养老保险基金的长期信心不足，对强制缴纳社保持抵触情绪。
缴纳社保后能否达到享受相关待遇的标准，中间断缴或换了工作地点怎么办等问题，也让许多骑手有所顾虑。有骑手表示，城镇职工保险养老保险缴费年限要调整到20年，灵活就业人员难以达到门槛。对流动性强的外卖骑手来说，在同一个城市连续不间断地缴纳社保，也存在诸多不确定。
社保制度设计本身的技术壁垒也不容忽视。有专家这样认为，目前居民不能转移到职工保险，基本的考虑是居民保险统筹层次比较低，享受政府补贴比较高。
另外，职工保险跨省转移，其实是将一些地区的补贴带到另一个地区，如何平衡不一样的地区之间的利益是一个难题。从劳动者的角度看，打通保险体系的性质和地区壁垒是一个现实所需。
此外，社保体系的分散化管理也增加了转移接续的复杂性。不一样的地区社保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异，信息系统不完全互通，行政程序繁琐，这些都增加了灵活就业者参保的实际障碍。对许多骑手来说，这些看似技术性的问题却必然的联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当然，平台企业也可以在整个外卖ECO内分散成本压力，向消费者、商户、服务商转嫁成本。但现实的情况是，消费者是整个外卖生态系统的资产金额来源，如果将社保成本转移到消费的人身上，导致点餐成本提升，可能会极大地影响到需求。
此外，各类合作商每单的毛利非常有限，每单只挣几毛钱，在这种情况下再由他们承担部分社保成本也有压力。而商户一直在抱怨平台抽成比较高。因此，平台企业转嫁成本也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社保权益本质上是劳动者自身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只是企业根据法律要求强制将劳动者创造的部分个人价值转移到了未来（养老保险）或别的类别保险中，以防范可能的风险。
因此，灵活就业社保落地的本质问题其实在于劳动者价值创造的多少。只有当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足够高，以支持社保成本时，这种转移才具有经济上的可持续性。反之，若劳动者创造的价值相对有限，而强制高比例缴纳社保，则可能会引起就业机会减少甚至流失，进而损害劳动者自身的长远利益。
相较于灵活就业，能够建立劳动关系且缴纳职工社保的企业中，劳动生产率往往较高，其创造的价值能够有效覆盖社会保险成本。企业再依法强制将部分价值转移到社会保险中。如果劳动者生产率并不高，仅略高于当前工资水平但不足以负担社保成本，我们究竟是应该坚持企业严格按职工社保标准缴费，还是应允许企业采取非全日制、人力外包或劳务派遣等用工方式，适当降低社保缴费负担？
记得曾经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上，就有学者觉得，类似外卖骑手这样的新就业形态，平台企业不给劳动者缴纳社保，就应该全面取缔。这种观点在社会中也不乏拥护者。
然而，现实中，灵活的用工方式为公司可以提供了“先发展后规范”的空间。这里存在着一种假设，即认为对于新发展的业态或劳动生产率暂时不高的业态，先放宽对其管制，等到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上升到一定水平后，再按照正规就业模式缴纳社保。
但这里就有一个更加本质问题浮现出来，如果劳动力市场就是存在着一些业态或工作，无法达到有效覆盖社会保险成本所要求的劳动生产率或利润率，但是能给低技能的劳动者提供一份糊口的工作，那么是否还要求社保合规？
这一问题触及了社会保障与就业机会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实际上，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共同挑战。
在发达国家，严格的劳动保障往往导致部分低技能岗位外流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或促使企业加速自动化替代。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过于宽松的劳动标准虽然创造了就业机会，却可能陷入“低端锁定”困境，阻碍产业升级和工人福利改善。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要维护就业这一民生之本，又要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这种平衡尤为关键。
一方面，对低生产率岗位强制实施高标准社保义务，可能会引起这些岗位消失或转入地下经济，反而使失去赖以生存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长期允许大量就业岗位游离于社保体系之外，不仅不利于国家长远发展，也会造成阶层固化，使低收入群体陷入“无保障—低工资—低消费—低人力资本投入”的恶性循环。
最终，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或政策问题，也是一个关乎社会价值取向的问题：我们是追求形式上的制度完美，还是注重实质上的民生改善？是接受暂时的不完美换取更多就业岗位，还是坚持高标准但可能牺牲部分就业机会？在这样一些问题上，需要社会各界进行开放而理性的讨论，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平衡点。
还有一个本质的问题不可忽略，在市场中合同的形式是千差万别的，例如不同的用工形式就可以视作不同的合同形式，劳动者、用人方以及其他参与方承担着各自不同的责任和义务，成本和收益的模式和水平也千差万别。
但是，如果将社会保险视作一种“合同”，却只有少数的几个类别。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千差万别的用工形式，在社会保障方面要收敛到个别几种社会保障模式上。这种“多元到单一”的收敛过程必然是缓慢而复杂的，需要各种新型用工形式对其运营模式、成本结构、收入分配等核心要素进行全方位调整。
更深层次的困境在于，我们正处于一个数字化与智能化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时代，新就业形态层出不穷且持续演变，短期内无法收敛到工业时代形成的社会保险模式上。
工业时代的社保体系是建立在稳定、单一、长期的雇佣关系基础上的，而数智时代的就业特征则是灵活、多元、短期和碎片化的。这种时代差异导致了制度设计与现实需求之间的脱节，使得现有社保模式难以直接嫁接到新型就业形态上。
早期的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甚至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时，都曾享受过一定的政策宽松期。这种做法本质上是承认了经济发展阶段性的现实，在发展与规范之间寻找平衡点。对于平台经济这一新兴业态而言，是否应当享有类似的政策考量，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支持者认为，平台经济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其商业模式和盈利能力仍在探索中。过早施加全面的社保义务可能扼杀创新活力，减少就业机会。
反对者则指出，与早期改革不同，今天的平台企业多已是市值数千亿的巨头，完全有能力承担社会责任，不应再以发展为由规避义务。
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是：怎么样来判断一个行业或企业已经度过了需要政策呵护的“幼年期”？更具体一点说，怎么样来判断早期政策宽松，允许先发展的企业或业态是不是已经进入了劳动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能够直接进行社保规范的阶段。这一判断不仅关乎政策时序安排，更涉及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深层博弈。
将时间线月，京东、美团等先后宣布将为旗下的全职或稳定兼职外卖骑手缴纳社保。这一举动本身就是市场发出的信号——至少部分平台企业认为自身已具备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能力。从这一时刻起，我们不仅要问：是否对于外卖平台而言，已经到了从低利润率到高利润率的阶段，能开始进行规范了。
京东创始人刘强东直言不讳地呼吁，平台企业应为所有快递员和外卖骑手提供完整的“五险一金”。他的理由直截了当：今天中国几大平台的利润和市值可完全支撑所有快递员和骑手的五险一金待遇。
刘强东的呼吁具备极其重大的标杆意义。它不仅挑战了平台企业长期以来的用工逻辑，更引发了我们对产业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新思考：
当然，京东的外卖业务起步，骑手规模有限，而美团、饿了么作为行业巨头，拥有数百万骑手，因此规模的不同也决定了企业可能采取不同的策略。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追问这一问题，毕竟美团平台的表态直接说明了企业愿意为旗下的全职或稳定兼职外卖骑手缴纳社保，表明行业已经意识到规范化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当然，“美团模式”的实践是一条更加务实且灵活的路径：试点先行、灵活推进。从政策角度，这种渐进路线更容易控制风险，既避免企业迅速提升成本后的就业压缩，又逐步培养灵活就业群体对于社保体系的认可与参与积极性。
这里还涉及一个更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工作者的劳动生产率究竟如何科学评估？尽管我们大家可以肯定平台经济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了整体效率，但与传统业态不同，平台经济的价值创造是多方主体协同作用的结果，它将多种生产要素集合在一个平台上，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
以外卖平台为例，消费者、商家、外卖骑手、技术服务商、平台运营企业这些主体缺一不可，每个环节都对最终价值的实现贡献了自己的份额。在这种多元参与的价值创造网络中，很难用传统的劳动生产率概念来精确衡量单一要素的贡献。骑手送达的每一单外卖，其价值创造既包含骑手的体力劳动，也包含平台算法的效率优化、商家的食品制作、消费者的及时评价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这种价值创造的交织性导致我们难以确定单个骑手的边际贡献率。传统制造业中，我们大家可以相对容易地计算出每个工人每小时生产的产品数量及其价值，但在平台经济中，骑手完成一单配送的价值远不止配送费本身。它还包括维系平台生态的网络效应、对消费的人体验的贡献、对商家销售的促进等难以量化的价值。
更具挑战性的是，不一样的区域、不同时段、不同天气条件下，骑手劳动的价值贡献差异巨大。在高峰期或恶劣天气时，骑手的边际价值可能大幅度的提高，而在淡季则可能相比来说较低。这种波动性使得任何静态的生产率评估都显得苍白无力。
社会保险制度设计的主要参照指标之一正是劳动生产率，但面对平台经济这种新型生产组织方式，我们缺乏成熟的评估框架和标准。这直接影响了社保缴费基数的确定以及制度覆盖范围的合理性判断。如果我们没办法准确评估骑手创造的价值，就很难科学确定其应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
平台企业往往强调自身在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认为技术和资本是主要的价值创造源泉，而骑手等一线从业者更多承担的是可替代性较高的执行性工作。但这种观点低估了人力资源在平台运营中的重要性——没有数百万骑手的辛勤奔波，再先进的算法也没办法实现“最后一公里”的价值传递。
京东和美团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唤醒了公众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关注，对于整个新就业形态以及灵活就业群体将有巨大的示范作用。
对于京东模式而言，其做法既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是其差异化竞争策略的一部分。通过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骑手的工作满意度相应提升，整个行业的服务水平也会改善。
外卖行业是一个流动性非常大的行业，50%的骑手是不会超过三个月的，部分的原因是由于没有长期保障。如果缴纳社保，可能会出现一部分骑手愿意留下来长期从业，这对于平台自身的业务也有好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平台稳定劳动力队伍，减少招聘成本、培训成本等流动成本。
由于之前该行业默认是没有社保的，所以骑手就没有缴纳社保方面预期。随着平台给骑手缴纳社保，可能会改变劳动者预期，反过来促使更多平台企业考虑是不是增加这一部分的支出。
上述所有讨论围绕的核心还是就业需求。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也可以从这次外卖骑手社保落地的两种模式争论中找到线索，那就是收入分配。
平台经济能否在中国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本质上还是要考虑平台经济能否改善和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业是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来源之一，另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在就业中，劳动者所获得的价值分配到底怎样？
众所周知，收入分配失衡是国内消费不足的核心症结。如果大部分的利润都被平台企业获得，那么平台经济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普惠性的社会福利提升。
京东模式强调全职雇佣关系下的完整社保覆盖，本质上是将平台创造的部分价值通过社会保险这一间接途径回馈给劳动者。而美团模式则更强调灵活性，在维持就业规模的同时，渐进式地提升劳动者的福利水平。无论采用哪种模式，都将影响平台经济的收入分配格局。
目前，许多平台企业表现出“轻资产、高估值、高利润”的特征，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劳动回报率。如果主要平台企业的净利润率逐步提升，而骑手的实际收入却面临下行压力，两者之间的剪刀差逐步扩大，这种趋势不仅会影响劳动者的生活品质，也限制了内需的释放潜力。
从宏观经济视角看，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平衡三个关键目标：持续创造就业、提升劳动收入占比、维持企业创新活力。如果社保全覆盖导致大量灵活就业机会消失，虽然留存的工作岗位福利更好，但总体社会福利可能反而下降。反之，如果为了保住就业规模而牺牲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也不符合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
因此，无论是京东模式还是美团模式，都需要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如何确保数字化的经济创造的价值能更公平地在平台、消费者与劳动者之间分配？社保制度只是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机制，更深层次的问题就在于初次分配环节的合理性。平台企业的算法定价模式、抽成比例、激励机制等直接影响着骑手的实际收入水平。如果平台在市场之间的竞争格局稳定后，骑手的单均收入呈现下降趋势，而平台方的利润率却稳步提升，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平台经济发展的红利并未充分惠及一线劳动者。
我们应该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庞大、发展不平衡的国家，社保普及不可能一蹴而就。外卖平台社保落地的模式之争，本质上并非道德高低或善意多少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保障劳动者权益与保持就业活力之间找到平衡。
我们希望，就像是京东2025年退休的1200名一线员工一样，所有的劳动者在退休之后都能够得到体面的养老金水平。同时我们也希望，社保体系能够持续覆盖，能够覆盖更广泛的群体，且不对当前的就业岗位需求产生冲击。但似乎这两种期望之间依然存在着彼此的矛盾。
更进一步，这场讨论也揭示了数字化的经济时代收入分配格局重塑的重要性。平台经济创造的价值应当更加公平地在各参与方之间分配，让劳动者能够分享到数字化发展的红利。这不仅关乎社会公平，也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关键。无论采用哪种社保模式，都应当以提升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为根本目标，使平台经济成为缩小收入差距而非扩大不平等的积极力量。
当前中国参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3.02亿人，已是全球最大的社会保障系统之一，但距离覆盖全部劳动人口仍有巨大差距，尤其是规模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
京东模式提出了一种理想化的前进方向，美团模式指向了一种稳步推进的现实路径。对于一个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灵活就业群体的国家来说，理想与现实的妥协与协调，或许才是实现广泛社会保障覆盖的最优选择。
或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选择京东模式还是美团模式，而在于如何根据中国国情，打造一套既保障权益、又不阻碍就业、还能可持续运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确保该体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最终目标是让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能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回报，享有体面劳动和有尊严退休的机会，真正的完成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
专注于数字技术发展及相应经济、社会、人文领域的新现象，新问题的公共性观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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